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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二战后新兴的两个相邻的亚洲大国，虽然印度和中国分别做出了“不结盟”和“一边倒”的不同战略抉择,但是两国基于维护民族独立、发展经济、谋求地区稳定的战略需要，都把对方视作美苏两极对峙格局下可以借重和联合的力量。鉴于此，50年代中印双方在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尽管当时两国在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上也有所分歧，但这并没有妨碍中印关系的大局。但是，自1959年开始，主要由于印度方面的原因，两国围绕边界和西藏问题的矛盾急剧激化，最终导致了1962年边界战争的爆发。本文通过对中印矛盾和冲突的宏观考察，就中印关系的发展得出几点有益的历史启示。
一、构建并维持国家间的友好关系有赖于当事国树立正确、理性的国家利益观
资料图：中印战争时的解放军
国家利益，即国家生存与发展需要，是国际政治的动因和直接目标，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关于国家利益的界定主要有内外两方面因素：首先，国家利益的界定必须以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的实际需求为依据，以国家实力为基础；其次，国家利益的界定必须参考相关国际环境和背景，遵守国际法理的同时充分考虑他国的关切，避免损及他国利益。
中印两国之所以50年代保持了近十年的友好情谊，其基础就在于双方领导人对当时各自国家利益做出了合理的界定，并在对外政策上得到了贯彻和体现。1947年,印度独立后所面对的是一个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将巩固国家政权，捍卫民族独立作为印度首要的国家利益。基于此印度选择了“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一方面,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保持中立；另一方面,高举反帝反殖旗帜,团结亚非国家,维护世界和平。正是在这种“不结盟”对外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印度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非国家看作是反帝反殖,捍卫民族利益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联合力量。反观中国也是如此，虽然新中国建立之初，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选择了对苏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但在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将印度等新兴民族国家视作反帝反殖、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同盟军。这一契合与共识,为中印友好合作铺垫了道路。举世瞩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是应运而生。
但是，到了50年代后期，随着印度政权的巩固、国力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印度领导人的民族扩张主义情绪逐渐膨胀，其国家利益观也开始超越客观实际。谋求建立“大印度联邦”就是其体现之一。尼赫鲁早在1934年就在自传中写道：“我认为将来会建立一个联邦，其中包括中国、印度、缅甸、锡金、阿富汗和其他国家。”后来他又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把他的“大印度联邦”定格在印度洋地区、东南亚和中亚及西亚，而印度必将成为该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其中，尼赫鲁还设计出了一个“理想边界”，即将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作为印度的防务内线，把中国的西藏作为“缓冲国”纳入印度的势力范围，将“麦克马洪线”和“约翰逊-阿尔达线”作为印中理想的边界线。在度过了印度独立之初的巩固期后，尼赫鲁便开始着手实施其“大印度联邦”计划。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时，印度驻华使馆竟在向中国政府的照会中说：“中国军队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认为是可悲的。”1951年2月2日，印度乘中国在朝鲜激战无暇西顾，派兵占领了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达旺地区。此后，虽经中国政府多次交涉，但印度政府不仅不肯退出占领的中国土地，反而加紧了蚕食的进程。在1954年，印度政府修改了官方地图，把东段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作为已定国界，占领了属于中国的9万平方公里土地，又在中段侵占了阿里地区的2000平方公里土地，还把西段的巴里加斯划入印度版图。印度共侵占中国领土总计达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福建省。直至1958年12月14日尼赫鲁给周恩来的亲笔信中还写道：“印度的这些土地(中国地图表明属于中国)只能是属于印度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对这些土地不存在争端。”此后，印度政府还支持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反动上层的武装叛乱，公开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西藏叛乱的失败，使尼赫鲁划西藏为印度战略缓冲区的妄想成为泡影，但“大印度联邦”构想仍然挥之不去。尼赫鲁公然向中国政府提出，把有争议的12.5万平方公里土地全部划归印度，中印关系随即恶化。尼赫鲁完全阻绝了中国政府防止边界冲突的各项建议，一意孤行地执行“前进政策”，继续侵占中国领土。可以说，尼赫鲁政府的“前进政策”不仅挑战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更是对中国西南部安全构成严重威胁。1962年10月20日中国部队被迫自卫还击，中印边界战争全面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