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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重视文人士大夫的时代，宋朝的思想文化高度繁荣，大文学家(宋词各大家、宋诗各大家、唐宋八大家宋朝占六人等)、大思想家(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陈亮等)、大史学家(司马光、欧阳修、郑樵、马端临、李焘、李心传等)层出不穷，成为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发展的顶峰。
在这样的情况下，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大多忧国忧民，范仲淹“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情怀不仅仅是范仲淹个人的忧国忧民，而是整个宋朝文人士大夫忧国忧民的集中体现。
三，宋朝教育的繁荣与太学的独盛
宋朝开国宰相赵普曾言：“臣半部论语治天下。”宋太祖曾言：“宰相须用读书人!”这君臣两位对儒家、对读书人的态度基本决定了宋朝对文化的基本政策。从此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
宋代学校教育异常发达，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等等，另外有专业性很强的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宋仁宗以后，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至宋徽宗时期，全国由官府负担食宿的州县学生人数达到十五、六万人，这种情况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除了官办学校而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其中以书院的兴盛最为引人注目，闻名全国的有所谓四大书院，即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书院。书院与官办的州县学不同，通常是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学校环境较为宽松，除了正统的儒家学说而外，其它各种学术均可以讲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辩难，如朱熹、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朱熹陈亮之间的“王霸义利之辩”等等，从而活跃了师生的思想，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和进步。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宋代的京师国学包括: 国子学、太学、宗学、小学、广文馆、四门学、算学、律学、画学、书学、武学等, 可谓门类广泛, 名目繁多, 然发展并不平衡, 在所有京师国学中,令人瞩目, 可圈可点的乃是太学。
宋代太学，以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及庶人子孙之俊异者为学生，是当时一般读书人最理想的官学，是能够网罗最优秀的人才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