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化部代部长：周总理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忙碌而亲近的一国总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任中央歌舞团团长、中央实验歌剧院院长、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等职务的周巍峙家很早就有了电话，周总理往往一个电话直接打过来，交待工作。那时在初中寄宿的周七月，周末回家时住在父亲的办公间里，有时半夜会接到总理的电话，“我是恩来啊，周巍峙同志在吗?”周七月便赶紧去敲父母的房门，放下电话的周巍峙披上外套就出门了。

　　50年代一次开会，周恩来和管理文化工作的周扬、周巍峙一起探讨民间艺术问题。说着说着，总理突然一乐，“我们三人都姓周，我是老周，你是小周，那周扬就是大周了”。等到后来见到周巍峙的两个儿子，总理又乐呵呵地跟孩子们说，“我还是老周，你们是小周，你爸爸是大周了”。又给孩子们送来大贝壳做礼物，孩子们非常喜欢这个慈爱的周伯伯。

　　周七月当时从一个孩子的眼睛里看，“首先是一个叔叔伯伯的形象，其次才是领导人”。那时候领导们经常去北京饭店、人民大会堂、天桥剧场看文艺节目，上小学的周七月爬到周总理的腿上坐着，周总理让服务员送来冰淇淋，前面就坐着毛主席，“他们都是一起打天下的兄弟，随随便便坐在一起，根本没有太多讲究，领袖们常常混坐在群众中间”。老百姓自然会从信息中感受到领袖的魅力，“1966年3月8日，邢台大地震，我早上躺在床上有震感，晚上听广播，总理就已经到了邢台灾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