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李鸿章与日本使团的激烈“交锋”始末

　　总之，在议约过程中，李鸿章可谓高度警惕，处处设防，特别抓住了关键环节，坚持原则，又能相机行事，立意和举措上均较得当，有效地遏制了对方的觊觎，使条约是以中方提出的拟稿为蓝本，基本原则和主旨未加变易，修改之处主要是对某些文字表述方面的斟酌和推敲，以及因情事变化所必然要作的相应改动。

　　9月13日(七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和伊达宗城分别代表清朝和日本政府，在中日《修好条规》上签字，同时签订了《通商章程(附海关税则)》。两约相辅相成，基本上贯彻了对等的原则。《中日修好条规》作为双边关系条约，共十八条。主要规定，两国“倍敦和谊”，对对方“所属邦土”，“不可稍有侵越”;“政事应听己国自主，彼此均不得代谋干预”;两国可互派“秉权大臣”(即今所谓“全权大使”)驻扎对方京师;两国“职掌相等”的官员“会晤文移均用平行之礼”;在双方通商各口，互设“理事官”，“约束己国商民”等。《通商章程》作为商务专章，共三十三款(另附海关税则)，也一别于西方列强与中国签订商务约章，明确规定了双方各开的通商各口之具体处所(中国十五处，日本八处);本着两国人在对方通商口岸具有对等活动权限的原则，规定了相关具体事宜;附列了两国的海关税则。

　　像这次签订的基本平等的条约，在中国近代所签的国际条约中是少有的。这可以说是“不仿西约成东约”。能有此成局，当然首先是限于日本当时羽翼尚不丰满、对华外交亦初行尝试的特定条件，但也离不开中方操局者李鸿章的主观能动因素。

　　也许有人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条约的文本如何，在外交实践上，还是中国要吃亏的。即使事实真的如此，也当看做是有分别的两码事。条约文本毕竟是反映议约谈判得失的直接结果，是体现当事人特定客观条件下外交见识水平和操控能力的重要证物。何况，条约文本内容上的平等与否，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这纸面上的东西，其实际约束力是不可小觑的。要不，日本何以风风火火地找上门来与中国议约?而在原抱企图没有实现、所签条约没有赋予日本在华能享明显特权的情况下，它又很快要求改约?至于它要求改约的具体情况和结局，就是下面接着要陈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