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李鸿章与日本使团的激烈“交锋”始末

　　对“不仿西约成东约”的结果，日本方面当然不会满意，也不会甘心。再就是，因为《修好条规》第二条规定，“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蔑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帮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1}。西方列强借端要挟，说日本与中国缔结攻守盟约，这给了日本一个悔约的借口。所以，在签约不久，它便又搅起了一场改约风波。对于日本来说，这似乎是一箭双雕的事情：改约既可望攫取侵华权益，又会释西方列强之疑而讨好于它。而对于中国，特别是对于操办对日交涉的李鸿章辈来说，不免是又面临着一场新的麻烦。

　　1872年(同治十一年)5月上旬，以柳原前光为首的日本使团，又来到了李鸿章坐镇的天津，迫不及待地要求李鸿章接谈改约。事先，日方就相关事宜曾知照过清政府，故李鸿章有所准备。日使来到后，他先是以事务繁忙为托词，故意拖延与他们的直接接触，而让陈钦等人先行与之接触，意在窥其实底，好相机行事，力争主动。

　　迟至日使到来的9天之后，也就是在5月15日这一天，李鸿章才安排与日使见面。会见时，柳原前光等呈递照会，又说明要求改约大旨。李鸿章先发制人，疾言厉色地诘责“约已议定，何可遽改”，说原约章程内，一再声明彼此一体信守，“交邻所重者信耳，失信为万国公法所最忌”，你们日本“不应蹈此不韪，遗笑西人”，并掷还其照会。日使则说，你所言极是正理，我们自己也感到惶愧，只是完不成使命回国无法销差，所以乞请将照会暂存。这显然是要以柔克刚的手法来继续争取。李鸿章还是坚决不允，日使只好说容下面与陈钦他们再行商议吧。

　　僵局持续了大约一个来月的时间，日方见不能有根本性转机，只得要求“略予转圜”，以便使他们能及早回国交差。从日方此次要求改约的拟议要点看，一是要将《修好条规》中的第二条(上面已引录)去掉，以释西方国家之疑;另“欲取法于诸国互相常行条例”，待他们国家与“欧西改订其约之后”，相应修改与中国所订之约中不符的地方;《修好条规》的第十一条中关于对在对方口岸的商民禁带刀械的规定，不合日本习惯，要求删除，等等。据李鸿章向清廷的奏报中透露，关于《修好条规》中的第二条，当初之所以“议创”这一内容，实际是考虑日本距中国很近，西方国家来华通商，多取道日本横滨而至上海，日本尤为中国门户，将来设有事变，该国虽未必遽为我用，但有此条牵制，“不至增一劲敌，且不失兵家用间之意”。既然有此“深意”，李鸿章自然是坚持不能轻易删除的。至于像刀械管制以及某些交往细节之类的事情，他觉得“无关轻重”，可以有通融的余地。不过，他并没有明确地对日方透清实底，而是坚称“查两国初次定交，最要守信，若旋允旋改，先自失信，无此办法”{1}。他表示无论如何须先行把双方“换约”(条约签订后，还需要双方政府正式批准认可，交换条约文本)的最后程序完成;之后，“如有可以通融之事，原可随时酌核商办，其万难允行者，断不能稍有更易”{2}。日使见当下改约无望，只得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