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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进一步加强的秘密奏折制度，也是君主独裁专制发展到顶峰的产物。这种遍布全国的密报网，有效地控制全体臣民，并使官吏们彼此防范和互相戒备，大家都诚惶诚恐地为皇帝效忠。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高度发展，正是中国历史上称之为“盛世”的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造就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康雍乾盛世，却同时给后代子孙留下了一份落后挨打的历史遗产。
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社会里，因文字触禁而获罪，或执政者藉文字罗织罪名以清除异己，史称文字狱。文字狱在明清两代都曾一度盛行，而以清代康雍乾三朝最为频繁，最为严酷。
乾隆朝的文字狱，打击对象竟至扩大到没有正常思维能力的精神病患者。以灭绝人性的酷刑——凌迟、杖毙，处死缺乏清醒意识的疯汉。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数量之多，罗织之奇，用刑之酷，均大大超过康雍两朝。
康雍乾三朝皇帝都以稽古右文自我标榜，也确实在文化上创造过辉煌的业绩，如编纂大型图书《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一个皇帝，在编辑《四库全书》时销毁删改大批珍贵的典籍，销毁规模之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也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天灾或人祸。乾隆皇帝大搞文化专制主义的时候，正是西方各国大兴思想解放的时候，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经济学说纷纷涌现，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1748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762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都是这个时期问世的。他们以自己的学说，建立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体系，确立了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
而这时的中国，仍在沿袭八股取士制度。作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是科举必考的内容。科举制度造成知识分子非孔孟之书不读，并以孔孟之是非为是非，以孔孟的思想代替自己的思想，不能有任何独立思考。他们没有睁开眼睛看世界，还自以为数十年的寒窗苦读，已经充分掌握了治国平天下的本领，不需要用新的思想和新的知识充实自己。
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中国皇帝的权力受之于天，“天朝统驭万国”，是“天下共主”，外邦均被蔑视为“夷”。乾隆致英王的外交文书，便称为“敕谕”，皇帝自称为“朕”，称本国为“天朝”，文书一开头就是“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这种外交体制与17世纪以来的国际环境是完全不适应的。
乾隆皇帝在一件外交照会(当时称为“敕谕”)中，留下了一段传世名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当他正陶醉在天朝无所不有的迷惘中时，马戛尔尼带来的礼品中，就有中华大地所没有的东西，如：大型天文地理仪器、钟表、带支架的燧发火枪和新型船只模型。这些东西代表了英国当时的科技成果，代表了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