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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感极强的地理学家
他有着远超其时代的地理意识,根据他的回忆写成的《大唐西域记》,是对中亚、南亚地理、气候、人文等最早、最为详尽的著述,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亚地理大发现时欧洲探险家必备的指南
有评价称《大唐西域记》“记事谨严有据”,事实上,玄奘在这本书中记录的地理数据达到了同样的高度,书中精准的地理方位和详尽的地域描述使得它在19世纪欧洲殖民开发、世界东方学兴起时,成为炙手可热的文献资料。1834年德国学者Klaproth在柏林出版了《玄奘在中亚与印度的旅行》一书,这是迄今所见最早介绍玄奘的西文著作之一。
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以超越那个时代的意识,记录了行走过程中的路线走向和距离,实属罕见。《大唐西域记》写于他回国2年后,他能对十几年间的行程记忆如此准确,想必是有记日记的习惯,而对方位的记录可能是他在一开始便计划好的。
在参与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三次帕米尔路径考察中,我们均对玄奘所记载的距离做了大致的估计,发现有些路线有惊人的准确性。他从朅盘陁国都城“城东南行三百余里,至大石崖”,经考证从塔什库尔干县城——石头城旧址东南行,翻越乌古里亚特山口至坎达尔山口,里程数为130公里。在考察中,我们数次遇到转场的牧民驴队,驴是当地最主要的运输工具,大规模驴队载重行走的速度每天约为20公里,玄奘回国是随商队行进,也许他正是据此估算出每一段路的总里程。
侯杨方认为,国内一些研究者忽视《大唐西域记》中地理方位与地标的线索,才会产生对玄奘归国山口和路线的误判,如将“东南行”归国的山口定为明铁盖山口,并立碑;现在又要将碑移到基里克山口,这与玄奘记述的方位是南辕北辙。即便如几十年揣着《大唐西域记》在中亚行走的斯坦因,试图确定玄奘在帕米尔高原上的路线时,仍然会忽略掉当中一两个方位。所以,当他历尽艰险走到齐奇克里克高原时,骄傲地感慨“眼前所看到的一切,与玄奘对这里的描写是多么吻合”,并且到死都认为这就是玄奘走过的“奔穰舍罗”时,无论如何也不会回头去看书中记载,玄奘由石头城先是“东南行三百余里”至大石崖,再东北“行二百余里”至奔穰舍罗,而去齐奇克里克恰恰是从石头城直接往东北方向进发。斯文·赫定则忠实地在他的书中记载了他听当地人说石头城东南有一个山口,认为玄奘由此经过,但他没有亲自走过,只是随手在他著名的中亚地图上画了一个东南行的弧线,但偏差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