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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队通过大同广场(今人民广场)后西行，8时15分到达杏花村顺天广场内郊祭场(今文化广场)，这里用土垒起天坛，借以举行郊祭典礼，也就是告天即位古礼。
溥仪为了这一天，甚至早就派人从北京偷偷将光绪帝的龙袍带到了长春。然而，日本人却一定要他穿“大元帅”礼服。争来争去，各让一步：祭天行礼时穿“龙袍”，礼毕换装，着“大元帅”礼服下坛返“宫”。
8时30分开始举行祭天礼，溥仪身穿龙袍，从捧玺官手中接过国玺，交给司玉官，向神案三鞠躬，退下，即告礼成。
而就是日本许可他穿戴清朝皇帝龙袍，举行登基祭天大礼，着实令他多了一番想入非非。
当天中午又在勤民楼二楼正殿举行“登极大典”，将“满洲国”改为“满洲帝国”，溥仪登极为“满洲帝国皇帝”，改年号“康德”，“执政府”改为“宫内府”。
野心勃勃
组建自己的“护军”
在与日本人的交往中，溥仪也深深地感到日本人的不可靠，想要复辟大清，就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筹划“十万精兵入中原”。
为此，他私下出资派遣自己的亲信十余人包括他的弟弟溥杰，入日本陆军军官学校，研究军事战术，以备他日之用。再者，将自己的护军共300人，加强训练，全副武装并试图扩大。
护军，原本就是溥仪的保镖。可是，溥仪来到长春后，这支伪满特殊部队的性质却发生了变化。因为溥仪心里也清楚，他要真正拿回在自己手上失去的清朝政权，就必须有自己的军队，而不是仅仅依靠狼子野心的日本关东军。扩大护军是他就此迈开的第一步。
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期间回忆说：除了我由天津带来的十几名“保镖”之外，我还在当时从内蒙古、北京等处共招来约三百名青年，编成一支分三个队的所谓“护军”。不过这种编制和过去在北京“清宫”里的“护军”不同，并不是“皇宫警察”的性质，而是一种变相的陆军。不但拥有步枪、轻机之类的装备，就是教育训练等等，也都是按照正规陆军的方式施行。当时任伪“统领”的伪上校郭文林和三个伪少校队长，其中两个队长都是拿我的亲信来充当，并且还让我的心腹喽啰头目——伪执政警卫处处长佟济煦亲自管辖着这支伪部队……
起初，日本人对溥仪身边的这几百名“保镖”并未在意，不过时间一久，狡猾的日本殖民者发现这些保镖成了他们控制溥仪的障碍，于是想方设法修补漏洞，扼制护军的发展。
日本对伪满护军的种种限制，终于酿成了数年后的“大同公园事件”，给日本关东军提供了打击伪满护军的绝好借口，以中日军人冲突为由，解散了溥仪的护卫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