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农会的角色

“在日式合作原理的基础上，国民政府迁台之后，结合土地改革，亦对农会进行了重新调整，1950年应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之邀，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安德生将美国的民主制衡理念与权责划分制度，融入台湾农会的组织运作之中；最后则是国民政府将源自中国大陆时期的‘农会为职业团体’之属性，利用1974年现行农会法最初版本进行修法之时，经由取消原本台湾农会依合作原理建立的股金制度，而渗透至台湾农会之中。”

日式的产业组合，从其起源就已是殖民政府由上而下、强力指导所设立的官制组织，具有极浓厚的准政府机关色彩；1954年改组之后，虽然明确为农有、农治、农享的农民组织，但政府依然透过农会经办稻谷收购与肥料配给等诸多委托事业，以及办理农村成人教育与农业推广教育等工作；即使在2002年台湾加入WTO之后的今日，农会接受政府交办或委办的常态性业务，仍有公粮收购、家畜保险、农民健康保险、全民健康保险、老年农民福利津贴、农民子女就学奖助学金、政策性农业专案贷款、农业推广教育等多项。

1990年代中期，台湾经济泡沫出现，农会信用部遭遇金融自由化及房地产市场景气低迷的冲击，加上先天体质欠佳，竞争力不足，以经营绩效上明显恶化。1995年下半年起，随着彰化第四信用合作社发生挤兑事件，很快蔓延，到1997年，共有42家农会的信用部发生挤兑的骨牌效应。“行政院”相关部会从1996年到1999年协商多年，毫无进展。2000年5月，政党轮替，政府开始严厉整顿农会信用部，由台湾银行、合作金库与土地银行等金融机构承接了34家农会信用部，过程中部分发生激烈抗争与冲突。

兹后“财政部”对全部253家农会信用部中的197家进行业务限制，业界质疑政府“假金融改革之名，行消灭农会、渔会信用部之实”。2002年11月23日，台湾各级农渔会组织“1123与农共生大游行”，参加者有13万人之多，农委会主委出身的前“领导人”李登辉对农渔会表达理解与支持，推动政府让步妥协，达成五项共识：1.农渔会及信用部由农委会一元化管理；2.设立全岛农业金库银行为农渔会信用部业务的上层银行；3.农业金库银行的监理与辅导，参照日本农林中央金库及现行银行法之做法；4.制定“农业金融法”；5.农业金融之改善，应以提升农业经济竞争力为前提。

范雅均对本报指，253家信用部有34家出现问题，在当时金融环境下，这一比例并不算很高，而且应属阶段性困境，新政府痛下杀手，有政治考量：农渔会长期以来大多被国民党控制，成为泛滥的“桩脚”，民进党政府藉金融危机整顿信用部，其实是借机对农会进行渗透控制；这就如同当年国民政府迁台之后整顿农会一样，旨在消除日本殖民政府的影响，随之对农会进行“党化教育”，牢牢控制了这一基层政经社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