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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之战结束近一个月后，清政府开始着手追究战败的责任，首当其冲的四大军总统叶支超被革职查办，最后判处斩监候（死刑缓期执行）。作为叶志超的陪绑，原平壤守军中的盛军统领卫汝贵也被定为兵败的罪魁，在甲午年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此后，无论是《清史稿》，还是近现代中国涉及甲午战争的著作，众口铄金一般，把卫汝贵描述成一名十恶不赦的国家罪人，往往历史的真相就容易在这些近似口号般的评论中渐渐被掩盖了。当重新拂去岁月的尘埃，通过仔细分析甲午战争期间涉及到卫汝贵的电报、函牍、公文、谕旨，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卫汝贵冤案，血淋淋地浮现了出来。
盛军总统
清朝末叶，区别于八旗、绿营等经制军队，湘、淮军勇营在太平天国战争的硝烟中孕育而生。勇营各支军队的番号习惯从统军大将的名号，或者军队诞生地的地名中取字为名，淮军中的盛军就是以创始人周盛波、周盛传兄弟二人名字中的“盛”字而得名。生于1835年，与周氏兄弟同为安徽合肥老乡的卫汝贵（字达三、号秩秋），自盛军创建开始，就投入了这支军队。
剿平太平天国、捻军叛乱之后，李鸿章总督直隶，由于担当守卫京畿门户的重任，特别从属下的淮军子弟中挑选精锐，奏调进驻直隶（清代的直隶省即直辖省的意思，大概范围包括今天的河北、天津一带，总督府分设在保定和天津）。当时淮军中兵力较多的营头，除盛军外，还有刘铭传、唐定奎的铭军等军队，但或是将领尾大不调，或是战斗力不济，最终盛军被李鸿章圈点北上，驻扎天津小站。一面负责开荒屯垦，一面按照西法练兵，开创了近代小站屯军习武的传统。
和平岁月对一支军队的考验，往往要超过战争时代。大战过后的湘淮军，渐渐没有了当初的朴素奋勇之态，暮气深深，人心思归，都很快流露出疲弱的迹象。而且随着老将的凋零，二线将领开始纷纷上位接替，能否保持住这些军队的战力，又是令人担忧的问题。1874年李鸿章在一封写给大哥李瀚章的信中，透露出了对这种现象的忧心忡忡，“昨过盛军，问将领皆四十以外人，不觉老将至矣！再遇艰巨，未知尚堪磨淬否？大抵欲官者多官气重，则朴风渐离，如何？！如何？！”盛军是整个淮军乃至清军中的佼佼者，情况已经如此，其他可以想见。
1885年、1888年，一手创建盛军并曾缔造了无数战功的周盛传、周盛波兄弟相继去世。此时，在盛军中从底层干起，凭着作战英勇一路升迁到副将、总兵，乃至盛军分统大将的卫汝贵被历史推到了前台，由于周氏兄弟没有合适的子侄辈接班，资历深厚的卫汝贵成为最佳候选人。虽然李鸿章曾称卫汝贵“训练精严、谋勇兼裕”，然而仍放心不下，认为与周氏兄弟相比，卫汝贵经验、声望显然不够，担心他难以驾驭这支兵力雄厚，军史久远，而且担当着卫戍重任的淮军老部队，最后决策由贾起胜和卫汝贵会统。直到1893年，贾起胜调任他职，在李鸿章千叮咛、万嘱咐下，卫汝贵才当上了盛军步队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