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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郑侯，这是蜀汉侯爵中的最高级别，相当于县侯，系东汉侯爵制度中的最高级别。魏延受封之时正是诸葛亮当政时期;虽说诸葛亮不会根据私人好恶来代替国家用人政策，但也可据此初步断定诸葛亮对魏延还是器重的。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三郡叛魏”，形势大好。曹魏举国震惊，忙派兵抵御。诸葛亮没有采纳“论者皆言”以魏延、吴壹去据守蜀汉咽喉之地——街亭“为宜”，却“违众拔谡”，即让“言过其实，不可大用”[8]的马谡统领诸军与魏国名将张郃交战，自己也不亲临前线指挥，结果遭致街亭大败，使蜀汉失去了唯一的大好时机。
这次北伐没有重用魏延，说不上是有意冷落。诸葛亮确实是看错了人，所以他才“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9]他不但承担了失败的责任，而且把自己的错误公开宣露，以便接受大家的监督，记取教训。
关于魏延进献“子午谷奇谋”之事，因为没有历史实践，说它成功或失败均都是分析，所以不宜夸大它的作用。魏延在当时的职务中，有一条便是“丞相司马”。从两汉以来的官制可以知道，“司马”是专管军事的。魏延身为丞相司马，相当于诸葛亮北伐军的总参谋长，或者说就是诸葛亮的“军师”。参谋提出一条建议，是很正常的事，而身为主帅的诸葛亮也完全有权力通过或否决魏延的建议。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绝不可能因此影响诸葛亮与魏延二人的关系，更不可能形成所谓诸葛亮与魏延之间的矛盾，此后也有诸葛亮派魏延单独领兵之事就是证明。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子午谷奇谋”的记载出于《魏略》，与本传记载不同。由于《魏略》关于蜀汉事务的相关记载多与本传不合，甚至被裴松之批评为“妄说”、“敌国传闻之言”等，因此子午谷计本身的真实性令人怀疑。即使确有此事，诸葛亮也不会采纳“子午谷奇谋”这样的计策，因为它太“悬危”[10]。诸葛亮的北伐，实际上也犹如刘备征东吴一样，是倾全国之力进行的，所以不能冒险。冒险成功了则罢，一旦不成功就会导致国家的严重危机。所以，诸葛亮北伐的战争指导思想，主要是图谋稳当地在陇右建立基地，稳扎稳打，逐步推进。从蜀汉的实际国力、包括军力而言，对诸葛亮的北伐步骤，不能不认为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平心而论，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谋”，实在是过低估计了子午谷道路的艰难和强大的魏国军事力量。历史本来是不能假设的，这里不妨作一假设：诸葛亮采纳了“子午谷奇谋”，魏延率奇兵从子午谷直奔长安。子午谷道路崎岖，遇雨还泥泞，魏延军不能按预期赶到(建兴八年，魏使张郃率军由子午谷攻蜀，就因“大雨道绝”[11]，不能前进，张郃军只得退还);勉强走出子午谷时，长安的魏国守军已布好防守之阵;诸葛亮的大军也不能按期到达(几次北伐都推动不走就是证明)。此时的魏延及其大军，便只能懊悔轻率出征了;蜀国遭此重创，也再不可能组织像样的北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