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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明朝的制度，京城的官员每六年一次接受朝廷的考核，叫“京察”，五品以下官员由吏部考核，四品以上大臣向皇帝“自陈”。这个自陈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述职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面，你可以说自己的工作成绩，但更主要的是必须说明自己工作中的失误或错误，还必须说自己干了什么对不起皇上、对不起朝廷的事情。虽然这个述职报告是写给皇帝的，却需要公开，需要在光天化日之下亮相，要接受御史和给事中们的挑刺。所以你必须说真话，必须经得起别人说三道四。如果你有所隐瞒，对不起，言官们就要帮助你回忆、帮助你补上，这就叫作“拾遗”。不是“道不拾遗”，而是等着“拾遗”。一旦被拾遗了，而这个被拾遗的事情又是事关原则，那你就犯了欺君之罪，你就得自己打报告请求退休。
《明史·选举志》对言官们的拾遗威力进行了这样的概括：
京察之岁，大臣自陈。去留既定，而居官有遗行者，给事、御史纠劾，谓之拾遗。拾遗所攻击，无获免者。弘(治)、正(德)、嘉(靖)、隆(庆)间，士大夫廉耻自重，以挂察典为终身之玷。
到万历时期，“阁臣有所徇庇，间留一二以挠察典”。注意，也只能“间留一二”。
这个制度其实又是明朝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和措施，也是官场的一个清洁系统。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无数的“走过场”。
事情闹到这个份儿上，高拱自己也觉得在朝廷待不下去了，只得请求辞职。隆庆皇帝当然不愿看到老师这样一种结局，做了和事佬，允许高拱离职，但不是“致仕”，而是保留待遇，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大学士的身份回原籍“养病”。
过了若干年，《明世宗实录》的编撰者们对这件事情还记忆犹新。他们分析说，高拱对徐阶挑战，从本质上说，是老皇帝嘉靖皇帝的内阁首辅和新皇帝隆庆皇帝的东宫首臣之间的一场新老更替的权力斗争。但是，当两种势力的代表人物所进行的角逐还没有完全撕破脸皮、还没有到不可挽回地步的时候，最讨厌的便是有胡应嘉这样的小人在其中捣蛋。他们用了这样一句话：“小人交构其间。”这个小人在里面揣摩动态、窥测方向、搬弄是非，从而造成矛盾的激化。幸亏这场斗争开始的时候嘉靖皇帝已经无法理事，而这场斗争结束的时候继位的隆庆皇帝又是个不喜欢生事的主儿，否则的话，“祸且不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