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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崇德七年(1642年)秋，由于洪承畴等明朝降将的告发，朝鲜几年来暗通明朝的实际情况才真相大白：“阁臣崔鸣吉、兵使林庆业等潜通明国，私书往来。明国船至，曾馈送银币、人参、米谷，且彼此交相货易。”皇太极愤怒之余应该会有被欺骗的感觉，而朝鲜人在沈阳得知的消息是：皇帝颇后悔当初不如以朝鲜之“六道自此定将勾管”。皇太极派出了第三次查使：清使固山额真英俄尔岱、户部承政车尔格、内院大学士刚林、学士罗硕等携朝鲜世子进驻凤凰城，命朝鲜将领议政崔鸣吉以下朝鲜大臣押送凤凰城待审。结果崔鸣吉等朝鲜大臣被判有罪、押解至沈阳拘囚，朝鲜将领林庆业则逃往明国，而告密者李珪则被朝鲜国王抢先密旨处死。清帝又派罗硕等人赍敕入朝鲜，追问林庆业下落，并追究国王擅杀李珪之罪。反清派大臣械送沈阳，同时被捉囚沈阳的还有林庆业的兄弟家属等人。崇德八年(1643年)春，清帝再遣户部启心郎布丹等前往朝鲜，公布查案结果。布丹等至朝鲜后“宣谕百官”，“次谕都民”，并沿途向朝鲜官民宣谕皇敕，“盖彼中重其事之意也”。
此次查勘历时长达半年之久，是清朝派往朝鲜历次查勘使团中动作最大的一次，给朝鲜王廷极大的震撼，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在清廷强力压迫下，朝鲜与明朝反目成仇已成定局。是年秋，明朝军船再次接近朝鲜时，朝鲜这次是“不接话、不给粮、不许近岸”，又“与之交战”，并将“生擒九人”解往沈阳，为清廷所嘉许，对朝鲜押送官赏赐“视旧例倍之”。就连当年朝鲜年祭所用的“祭文与祝帖”，也因仁祖“密教”而改奉大清正朔。
连续3次“查勘使团”延续4年之久，对朝鲜王廷的压力是很大的，朝鲜“义理派”屡次受到沉重打击，再也不敢公开发表反清言论，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走向稳定。崇德年间皇太极的朝鲜政策有以下几个基本要素：
其一，瓦解明朝与朝鲜的传统宗藩关系，使朝鲜成为清朝的军事物质基地。
其二，严厉打击朝鲜“义理派”，培植主和派势力。
其三，恩威并施，以武力压迫为主的同时施以减免岁贡等“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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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崇德朝朝鲜政策的实施者
政策与政策实施者密切相关，特别是在清前期这样一个缺乏行政制度与监督约束体制的社会里，政策实施者个人对政策实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这个问题在清对朝鲜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也非常突出。因此我们来看看都是一些什么人在实施并操纵、影响着清前期的朝鲜政策，这些人很多延续到多尔衮摄政时期继续掌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