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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24日晚，张学良领周恩来见蒋介石，周恩来对蒋介石的态度令张学良吃惊，周恩来对蒋介石以“领袖”尊之，(当时少数极左派在会场外布置警戒很有杀气。周恩来冒着生命危险义正辞严地指出防止内战，联蒋抗日的重大意义)而且在对蒋介石的谈话中，周恩来并不表达“三位一体”的态度，只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态度。
事实上，西安事变也确实教训了蒋介石。蒋介石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谈判结果，蒋介石对周恩来允诺：(一)停止剿共，联共抗日;(二)由宋子文与宋美龄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三)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这实际上表明了“三位一体”的消失，较量的双方由南京方面对西北方面巧妙地演变为南京方面对陕北方面，即国民党与共产党，这更加坚定了张学良无条件释放蒋介石的决心。
由于中国共产党态度的改变，张学良才主张无条件释放蒋介石?
上述史实证明，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开始主张是有条件释放蒋介石的。后由于中国共产党态度的改变，张学良才主张无条件释放蒋介石，这样说的根据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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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不妨将张学良从12日事变爆发之初至20日双方代表开始在西安进行谈判之间的各种信函和电报，在“和”与“战”及对蒋介石处置问题上的言论，做一概要的排列。这些公开或内部发表的重要言论，都是当时有关张学良思想行为的最真实的记录。
12日，张学良在第一次向中共中央通报事变消息的电报中明确宣称，他之决心与蒋介石破裂，纯粹是因为蒋介石“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已没有办法与其理论，因而他从一开始就要求红军准备与他“共同行动”，同中央军作战。同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孔祥熙、宋美龄及冯玉祥、程潜等，指责蒋介石“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因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
13日下午5时，张学良对原西北剿匪总部全体职员训话，严厉批评蒋介石对内镇压爱国运动，强调:“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
14日晚8时，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公开谈话，张学良一面严厉批评蒋介石的“误国”，要求蒋介石“能有最大的反省”，一面强硬地宣称：“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者，即是全国之公敌。我们为保有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绝不屈服于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