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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宋美龄、孔祥熙、阎锡山等，强调：“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并尽其所能，避免内战。如中央不顾民意，肆行压迫，则是中央自造内乱。”16日，张学良进一步在西安市民大会上讲演，说明自己之所以下决心捉蒋，就是因为蒋介石如今已经与袁世凯、张宗昌没有区别，“用口头或书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同时张学良电告冯玉祥：“良等此举，对事而非对人，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但抗日主张及行动未能实现以前，要送蒋回京，“势难遵办”。
17日，张学良与杨虎城联名复电程潜等，强调“只求主张贯彻，决不稍为身谋”。至于释放蒋介石，除非蒋介石承认西安方面政治主张，否则，“在抗日主张及行动未实现以前，尚难办到。”
18日，张学良复电孔祥熙、何应钦等，提出：除非中央确有改变政策，积极领导抗日，否则“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张学良甚至直接警告何应钦：“在此期间，最好避免军事行动”。
19日，张学良致电蒋鼎文及孔祥熙等，对中央军继续进攻反应更加强烈，再度警告说：“弟等发动此种惊天大事，岂能视同儿戏。一条生命，早已置之度外。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力量计，绝不惮起与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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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张学良、杨虎城联合发表告东北军和17路军将士书，更是下破釜沉舟之决心，准备与南京开战。西安事变的行动就是因为再也不能听任那些“变相汉奸”，或者是“犯了恐日病”的领导人“欺骗”、“敷衍”才不得不武力制止之。任何人敢以武力压迫，“使我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碎这种恶势力。”在以上所列各种电报和讲话之中，显然看不出张学良有任何退缩的表示。张学良十分清楚，要成功解决好这一重大的事变，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红军、东北军和17路军结为军事同盟;第二，苏联的同情与援助;第三，或者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接受其主张，或者得到众多地方实力派的同情而抛弃蒋介石与南京的少数当权派。问题是，在上述三个致胜条件上，张学良占了几个条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