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浏览：68
北京市委的“禁令”比工人理论组的行动晚了一步
《文汇报》制造的这南起反对周恩来总理的事件，成了事件的直接导火线。由于预感到清明节时“四人帮”会禁止民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曹志杰他们决定把悼念活动提前到3月底。3月30日刚好是理论组的活动日，理论组的成员来的比较多，他们就把日期定在了这一天。
3月30日中午，工人理论组的29位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北面集中后，列队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走去。许多路过的群众自动加入他们的行列。当他们到达纪念碑时，队伍人数已多达数百人。他们把花圈放在纪念碑南侧的五四运动浮雕前面，并把悼词贴在了纪念碑上(原来打算别在花圈上，但因当时风太大，只好改贴在了纪念碑上)。当他们进行悼念活动的时候，周围的数百名群众同他们一起默哀、致敬、宣誓，一起高唱《国际歌》。悼念活动结束后，许多群众立刻围上来观看他们的悼词，并热情地同他们握手，表示对他们的支持。
晚上10点多，曹志杰同李宁、王国良等人重返天安门广场，只见悼词前面围着数百人。前面有人打着手电大声朗读悼词，后面的人中不仅有听的，还有记录的。人们换了一拨又一拨，始终不断。当曹志杰走到纪念碑西侧时，看见两位外地人坐在台阶上相互认真地在一句一句地对着各自的记录。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他们所料，就在他们贴出悼词的当天晚上，北京市委就向全市下达了不准去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紧急通知，但这个通知毕竟晚了一步。在悼词贴出之前，已经有一些单位送来了花圈，其中还包括第二炮兵部分军人送来的花圈。此后，不仅献给周恩来的花圈越来越多，而且歌颂周恩来丰功伟绩，批判影射“四人帮”的诗词、悼词也越来越多。到4月3日，花圈已达几千个。送花圈的单位不仅有中央机关，国家机关，解放军总部机关，北京市各工厂、机关、学校、商店，还有天津、湖北、沈阳、陕西等外地来京的同志。送花圈的队伍有的几十人，有的几百人，有的几千人，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组成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不少人还高唱《国际歌》。他们的悼词贴出后，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持。据市总工会的同事后来告诉他们，仅3天时间，市总工会就收到了600多个电话，300多封信。这些电话和信件都是各个厂矿、企业、机关、学校打来或寄来的，内容大都是一个声音：你们的话代表了首都工人阶级，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全市人民支持你们等等。当然，这些信件，工人理论组的同志一个也没有收到，都落入了公安局之手。“四人帮”垮台后，曹志杰在临出监狱前，一位青年工人知道他就是曹志杰后，走上前来质问他：“我给你写了一封信，你怎么不给我回信?”他告诉曹志杰，公安局就是根据那封信抓的他。悼词在得到群众广泛支持的同时，也引起了“四人帮”的极度恐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