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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认为，“青年做事往往有一鼓作气再衰三竭之势”。诚然，青年学生一旦由求实转为求名，尤其是“尝到了权力的滋味”(蔡元培的说法)后，一败涂地的结局就将无可避免。在五四运动一周年时，罗家伦检讨大学生滥用公权，即承认后果堪忧：“自从六三胜利以来，我们学生界有一种最流行而最危险的观念，就是‘学生万能’的观念，以为我们什么事都能办，所以什么事都要去过问，所以什么事都问不好。”五四运动是二十世纪大学生干政的开端，此后学潮汹涌，一浪盖过一浪，许多青年人踏上了不归路，真不知伊于胡底。
由于五四学潮，北大被打上了鲜明的政治印记，此后数十年，北大的学术空气逐渐为政治空气所激荡，相对健全的个人主义日益式微，思想解放的主命题竟只能叨陪末席。从这个角度去看，罗家伦被列入“五四健将”的方阵，未始不是戴上了黄金打造的枷锁，令人羡慕的同时，也令人侧目。
究竟是谁抹平了五四学潮与五四运动之间的模糊差距?答案很明确，是罗家伦。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期“山东问题”栏内，发表了署名为毅(罗家伦的笔名)的短文《五四运动的精神》，罗家伦指出，此番学运有三种真精神，可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第一，学生牺牲的精神;第二，社会制裁的精神;第三，民族自决的精神。五四运动的概念从此确立不拔。五四运动迄今被过度歌颂了近百年，它的意义何在?影响何如?理智的人有必要找来李敖的《五四之误：中国站起来，中国人垮了》，仔细读一读。
在五四时期，罗家伦还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大事，这件事与辜鸿铭被北大辞退有直接关联，他扮演的竟是“关键先生”。当年，辜鸿铭在北大讲授英文诗歌，为了引起弟子们的兴趣，他把英文诗划分为“外国大雅”、“外国小雅”、“外国国风”、“洋离骚”，罗家伦屡屡“在教室里想笑而不敢笑”，实则他对此是很有些腹诽的。罗家伦晚年回忆辜鸿铭，赞许“辫子先生”是“无疑义的”、“有天才的文学家”，自承每每读其长于讽刺的英文，必拍案叫绝。然而迟到的佩服并不能将他们之间当年的私怨一笔勾销。据张友鸾的回忆文章《辜鸿铭骂罗家伦WPT》所记，辜辫怪素来看思想新潮的罗家伦不顺眼，后者的英文底子不够扎实，辜鸿铭就经常在课堂上故意用刁钻的问题为难他，罗家伦不是答非所问，就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后脑勺，既苦恼，又尴尬。辜鸿铭当众责备罗家伦，话语尖酸刻薄，罗家伦若顶嘴，辜鸿铭就圆瞪着双眼吼道：“罗家伦!不准你再说话!如果再说，你就是WPT!”罗家伦直纳闷，WPT是什么?他去请教胡适，胡博士挠挠头，也拿不出标准答案来。解铃还须系铃人，罗家伦就在课堂上请教辜鸿铭：“WPT是哪句话的缩写?出在哪部书上?”辜鸿铭翻了翻白眼，鼻孔里一声冷哼，当即满足了罗家伦的求知欲：“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WPT，就是王、八、蛋!”此言一出，众人绝倒。罗家伦少年得志，何曾遭逢过这样的奇耻大辱?他与辜鸿铭水火难容，不共戴天，此仇迟早要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