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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补写的内容如下：
这封信是五月三日上午写好的，次日就有五四运动发生，所以不曾送上。到今日学校基础已定，乃检书呈阅。还有两件事要附带说明：
(一)本年学校将不便更动教授，但英文门三年级的英诗功课，只有二点钟，可否将辜先生这两点钟减去，让他便宜点儿。这两点钟我和我的同班，渴望主任先生担任。
(二)听说杜威先生下半年在本校教“哲学”同“教育原理”两课。这两课都是对于英文门狠(很)有关系的东西，可否请先生将他改成英文门的选科，让我们多得一点世界大哲学家的教训，那我们更感激不尽了。
这封信是黄兴涛教授近年从北京大学档案馆的旧档案中发掘出来的，案卷号为BD1919031，有原信的复印件为证，可谓确凿无疑。此事的知情人罗家伦、胡适、马寅初、蒋梦麟、陈大齐生前都讳莫如深，从未提及过此事，或许他们也觉得合力将辜鸿铭赶下北大讲台，并不是什么光彩生门户的事情。尤其是胡适，他与辜鸿铭的梁子结在明处，打嘴仗，打笔仗，都耗费元神，是不是他恼羞成怒了，就将自由主义者念念不忘的宽容准则扔到了爪哇国?在五四运动的大背景下，似辜鸿铭这样古色斑斓的人物在北大顿失凭依(蔡元培已南下，蒋梦麟代理校长职务)，并不奇怪。罗家伦是驱逐辜鸿铭的始作俑者，这一点，估计辫怪先生至死都蒙在鼓里。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件事，已很难判断罗家伦的行为动机在多大程度上是“公义”使然，在多大程度上是“私愤”使然，总不宜贸然作出诛心之论。他晚年对辜鸿铭的评价实在是太好了，甚至言过其实，可能是心虚的成分起了作用吧。
蔡元培先生曾调侃某些北大师生是“吃五四饭的人”，委婉地批评他们一劳永逸，安享尊荣，不求进步。“五四健将”的镏金招牌何时才吃香?应是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后的追加奖赏才对，间隔了大约七八年时间，反而更加彰显荣光。试问当初的情形如何?罗家伦的文章泄露出若干信息，厌倦的情绪竟挥之不散。
1920年，为了配合五四学运周年纪念，罗家伦在《新潮》二卷四号上发表《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作出了深刻的反省，对五四时期的“罢课”、“三番五次的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街”颇有微词，认为是“无聊的举动”，是“毁坏学者”。他非常懊悔自己参加了学生运动，原文如右：“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经济之地。偶一回头，为之心酸。”他决定要“一本诚心去做学问”，“埋头用功”，不问政治，“专门学者的培养，实当今刻不容缓之图”。此文发表后不久，他真就拿定主意“专门研究学问”，去美国留学两年，去欧洲游学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