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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3日，五四前夕，罗家伦写了一封《罗家伦就当前课业问题给教务长及英文主任的信》，矛头直指辜鸿铭。嗣后他为学生运动奔波忙碌，此信并未寄出。8月8日他又补写了对英文课和哲学课的两条意见，将它们一并寄给教务长马寅初和英文门主任胡适。
5月3日的信内容如下：
教务长/英文主任先生：
先生就职以来，对于功课极力整顿，学生是狠(很)佩服的。今学生对于英文门英诗一项功课，有点意见，请先生采纳。学生是英文门二年级的学生，上辜鸿铭先生的课已经一年了。今将一年内辜先生教授的成绩，为先生述之：
(一)每次上课，教不到十分钟的书，甚至于一分钟不教，次次总是鼓吹“君师主义”。他说：“西洋有律师同警察，所以贫民不服，要起Bolshevism;中国历来有君主持各人外面的操行，有师管束内里的动机，所以平安。若是要中国平安，非实行‘君师主义’不可。”每次上课都有这番话，为人人所听得的。其余鄙俚骂人的话，更不消说了。请问这是本校所要教学生的吗?这是英诗吗?
(二)上课一年，所教的诗只有六首另十几行，课本钞本具在，可以覆按。因为时间被他骂人骂掉了。这是本校节省学生光阴的办法吗?
(三)西洋诗在近代大放异彩，我们学英国文学的人，自然想知道一点，我们有时问他，他总大骂新诗，以为胡闹。这是本校想我们有健全英文知识的初心吗?
(四)他上课教的时候，只是按字解释，对英诗的精神，一点不说，而且说不出来。总是说：这是“外国大雅”，这是“外国小雅”，这是“外国国风”，这是“外国离骚”，这是“官衣而兼朝衣”的一类话。请问这是教英诗的正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