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浏览：193
李元度擅长文笔却缺乏军事经验，只因曾国藩私情荐举，才升任徽宁池太广道即皖南道，领兵驻防徽州(今安徽省歙县)。徽州是皖南通往浙江、江西的要道，军事地位非常重要，是祁门大营的大门。在太平军进攻的时候，他违反曾国藩坚壁自守的指令，擅自出城迎战，结果一触即溃，徽州陷落，大门洞开，湘军大本营祁门因此丧失防守的前哨阵地，直接暴露在太平军面前。李元度乱中逃生后，在浙赣边境游荡，经久不归，后来虽然回到祁门，但并不束身待罪，不久又私自离去。曾国藩悔恨交加，一气之下，决定具疏弹劾，以明军法，并自劾用人不当，请求处分。李鸿章受命撰写弹劾文书，不仅拒绝起草，而且率众坚决反对，理由是李元度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曾国藩用人不当。在李鸿章看来，李元度是个典型的读书人，豪言壮语颇多，执行能力较差，不是一位将才。曾国藩也深知李元度的短处，却派他领着一支数量不多的部队防守兵家重地徽州，兵败后又要严词纠参，这是毫无道理的。况且李元度在曾国藩最困难的时候有恩于他，因此于公于私都不能做得这么绝情。曾国藩则认为私情不能代替军纪，如果李元度违令失城之罪可以不究，将来人人效法，湘军的军纪还如何维持?因而坚持弹劾。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一时心急，难免情绪失控。李鸿章来了脾气，说：“恩师一定要弹劾他，门生不敢起草!”曾国藩一听十分生气，说：“你不起草，我自己会写!”李鸿章想不到老师会说出这种绝情的话来，也就无所顾忌地说道：“若是这样的话，门生留在这里已经毫无意义，只能离恩师而去了!”正在气头上的曾国藩也失去了冷静，说：“随你便!”
如果说“祁门移军”之争还只是停留在工作意见相左的层面上，那么，因李元度事件而产生的分歧和对立，两人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让谁，就是明显的意气用事了。两人已经把话说死，谁都不愿意首先服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只有出走一条道可走了。其时，曾国藩的祁门大本营正受到太平军的极大威胁，李鸿章的离去自然使曾国藩大为恼火，他不仅觉得李鸿章不明大义，不达事理，而且认为李鸿章在自己困难时借故离去，是一个“难与共患难”之人。此事也使李鸿章愤怒异常，他对人说：自己原认为曾国藩是豪杰之士，能够容纳各种不同意见和各种人物，如今才知道并非如此。(《异辞录》卷一)
此事对两人的伤害虽然很深，但他们的关系毕竟非同一般，事后冷静想想，又经朋友从中调和，于是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悔意。尤其是李鸿章出走后，还继续深情地关注老师的安危，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做他的工作，力劝其离开祁门，曾国藩不能不被其真情所感动，所以最后还是听从了李鸿章的建议移师东流。李鸿章当然也很想再回曾国藩幕府，在湘军进攻当时的安徽省城所在地安庆并连获胜仗后，便写信致贺。以曾国藩的历练，一看便知此举是李鸿章回心转意的试探，于是捐弃前嫌，写信邀其回营：“若在江西无事，可即前来。”(《李文忠公鸿章年谱》)李鸿章在江西无所事事地混了大半年之后，这匹“好马”也吃“回头草”，重新回到曾国藩幕府。曾国藩对李鸿章也“礼貌有加于前，军国要务，皆与筹商”。(《庸庵笔记》卷一)说明此时李鸿章在曾国藩心目中的地位，不仅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反而比以前增进和提高了不少。之所以如此，只能说明曾国藩不仅十分看重李鸿章的能力，而且对他能够以个人的进退坚守自己立场的刚毅性格，也是非常欣赏的。多年后，晚清名家、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撰写李鸿章江苏建祠事略，说：“曾国藩前后幕僚，多知名之士，其能争议是非者，李鸿章一人而已。”(《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上)所指的也是他反对弹劾李元度一事。由此可知曾、李相知之深和这件事虽有负面影响，但也有积极的正面效果。这说明：真正干大事业的人，是不会在乎下属提意见的，即使提错了，只要愿意改正，就是好同志。大政治家就应该能够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各种个性的人物，就应该具有不同凡响的大气魄和大胸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