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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以翰林院七品编修被征调回安徽老家协办团练那几年,虽然落魄潦倒,很不得志,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也积累了赏加按察使衔,奉旨交军机处记名,遇有道员缺出,请旨简放的做官资本。道员是四品官,再往上升就是省级领导,较之七品编修,那是大多了。曾国藩有意推荐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就是由此而来。不补充说明这一点,人们难免会感到疑惑:只是一个高级幕友的李鸿章,何以一下子能够出任一省巡抚。
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出版的《湘乡曾氏文献》一书中,收有咸丰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写给曾国荃的一封信,这封信和薛福成的《书合肥伯相李公用沪平吴》一文,不仅详细记载了李鸿章带兵前往上海前的形势,而且揭示了曾国藩作出派兵援沪决定的另一动因:当时,江苏全省,长江以北尚多完善之地,江南则只有镇江一城为清兵所有,此外就只剩下一个上海孤城,靠着外国洋兵的出力帮助,总算没有被太平军吃掉。但上海三面受敌,一面临海,毫无回旋余地,洋兵又“恃功骄倨,缓则索重赏,急则坐观成败”,完全依靠他们不得,长久之策是希望在安庆立下大功的曾国藩能够派兵到上海援助。但曾国藩虽以两江总督身份统辖苏、浙、皖、赣四省军务,其实他手上直接掌握的兵力,主要就是曾国荃用来攻打安庆的那几万湘军,并没有余力兼顾上海。可是,来安庆求援的上海官绅士商们,提出了一个让曾国藩大为心动的建议:只要曾国藩答应赴援上海,每月将得到十万两白银的助饷。众所周知,湘军并非由国家供养的正规部队,而是一支类似民兵组织的地方武装,从成立那天起,其粮饷与给养就得靠自己设法解决,因此湘军的兵力始终不能根据实际需要尽力扩充,筹饷一事也一直是曾国藩最感头痛的问题。咸丰十年(1860)以后,曾国藩虽被正式任命为两江总督,有了可以收粮征饷的地盘,但其时江浙两地大部沦陷,赋入有限,湘军的粮饷主要还得靠大本营湖南接济,此外能够依靠的,就是湖北。多年来湖南方面虽然顾全大局,勉力支持,但仰面求人,毕竟是一件让人抬不起头来的事情,如今上海方面主动提出每月助饷十万的建议,无异于天降财神,要说曾国藩不为之心动,怎么可能!所以,不论是为了获得这笔巨额饷银的收入,还是为了保全上海,以便形成东西两线互相配合分进合击太平军之势,曾国藩都必须打消顾虑,派兵援沪。至于曾国荃不愿领头前往,一心只想获取攻占金陵的头功,而将崛起政坛的难得机遇这份大礼拱手送给了李鸿章,其间变化契机,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插曲而已。这再次充分证明:英雄不仅是时势造就的,而且历史变化的关键,常常在人们的一念之间,确实显得非常微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