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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李大钊和张国焘为参加国民党一大从北京前往广州,途经上海。陈独秀于1924年1月1日召开了中共中央与青年团中央的联席会议,鲍罗廷在会上讲了话。陈独秀指定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到广州后会同在广州的谭平山组成一个指导小组,“指导出席国民党大会的共产党员”。1月8日廖仲恺回到广州,10日前后鲍罗廷、汪精卫、胡汉民、瞿秋白也回到广州。国民党一大原定1月15日召开,但由于宣言草稿还没有修改完成,因此汪、廖、胡、鲍、瞿五人于1月14日花了15个小时连续作战,除了还有四点不同意见外,基本达成一致,国民党一大也被迫推迟到1月20日开幕。
这个一大宣言中并未明确提出“联俄”,也未提“联共”而是“容共”(即否定了会上有人提出参加国民党的党员不得参加其他党,实指共产党一事),“扶助农工”的条款在一大宣言中已有了。至于把新三民主义概括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那是后来共产党人综合当时国民党一大宣言及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的多次讲话而提出来的,称之为“三大政策”。
1月15日,鲍罗廷先召集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沈定一等开会,瞿秋白也参加了。鲍介绍了以前讨论的情况,认为这个草稿在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提出只与世界上被压迫国家的革命运动和世界革命运动共同前进(不是含糊地提出“同我们一起前进的其他国家和民族”共同前进),提出工人群众、农民群众的利益(不是含糊地只提“群众”、“人民”),提出民权主义的权利只给予坚持革命政权观点的人,对于帝国主义的所有走卒不享有民权主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