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档案解密国民党一大:并未提出＂联俄、

　　这个一大宣言中并未明确提出“联俄”，也未提“联共”而是“容共”(即否定了会上有人提出参加国民党的党员不得参加其他党，实指共产党一事)，“扶助农工”的条款在一大宣言中已有了。至于把新三民主义概括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那是后来共产党人综合当时国民党一大宣言及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的多次讲话而提出来的，称之为“三大政策”。

　　改组不是任命几个中央执行委员就能完成的，要先从基层抓起，这一任务特别艰巨。鲍罗廷在札记中说：“在广州有以邓泽如为首的国民党分部，邓是一位年事已高的保守的新加坡商人，但他本人忠于孙。据他自己称，党在广州分部有党员3万，其中缴纳党费者达6000人。国民党改组时，党员重新进行了登记，从登记结果看，这些数字不符合实际。”还发现“党同党员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在他们当中散发书刊，没有举行会议”。一直到11月25日才出了第一期《国民党周刊》，刊登了《改组宣言》等文件，这才使党员知道党的中央在考虑什么。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又是如何呢?鲍罗廷了解到在广州的共产党员大约有50人，其中有9人在大本营的宣传委员会工作，其余人分散在工会和学校中;青年团员有150人，主要是青年学生，党和团之间也不联系。中共三大后，虽然决定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广州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也都乐意参加国民党，但国民党却不积极，使中共三大决议“还是一纸空文”。陈独秀只得在11月24日至25日召开了中共三届一次执委会会议，作出《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并发出第13号通告。国民党方面积极起来后，才使中共三大决议逐步落到实处。这时的中共党员及青年团员大都年轻有为，革命积极性很高，在国民党改组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鲍罗廷和孙中山抓的另一个重点地区是上海。上海不仅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而且也是国民党组织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影响最大的地方。不过，那里的改组工作也进行得不理想。现在留下的一份1923年12月16日鲍罗廷与瞿秋白的谈话记录，记录了当时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