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也正因此，龚楚觉得非常没有面子，跑到香港不回来了。当然，这种说法只是一种揣测。 笔者还在网上看到了黄文治先生的《从〈龚楚将军回忆录〉看龚楚何以会变节》一文，他说：“其实，中共党史上的变节群体最值得研究。”“龚楚变节，无疑有中央革命根据地瓦解后其对革命丧失信心的因素。在经历失败之后的消沉黯然岁月里，此时的龚楚已难以化解革命失败主义情绪对自己的销蚀，最终脱离红军变节。这种表面的直接诱因，常被后人诟病。但仔细梳理《龚楚将军回忆录》，其间的动因又远非上文所言的那么简单。他在回忆录里反思其变节的深层次动因乃是其恐惧中国革命过程中的‘赤色恐怖’造成的。” 谈到所谓的“深层次动因”，这就要联系到党史上的许多“深层次”问题了。其实，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包括反思力度的加大，以及史料的发掘(特别是由于苏联解体之后历史档案的公开)，沈志华、杨奎松、高华、何方等史家的新著也一改人们惯常的史观和认知，甚至我们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改革的深入，其实是伴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的。作为历史反思，历史上的那些故事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正如温总理在本届人大会议结束答记者问时所说：“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懂得。” 至于龚楚其人，我们在鄙薄其叛徒历史的时候，也应该看到“变节背后的深层次动因”。 在龚楚的回忆录中，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1933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苏区开展了“消灭地主”的运动，结果，“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产全被没收，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杨遇春出身黄埔军校，也参加过南昌起义，而且是一个很能打仗的将领，就是因为自己的家庭遭到清算，又害怕牵连自己，于是索性投降，甚至不惜加入“军统”与中共为敌，这也是中国革命历程中“红与黑”的故事之一了。以上种种，为龚楚的出走埋下了伏线。 不妨对照一本史学新作，黄道炫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就可以看到当年苏区的困境：“军事上受制于敌之外，还有内生瓶颈的制约”。原来，越到后来，中央苏区人力、物力、经济、政治资源日益匮乏，中共的生存和作战资源面临极大挑战，而在错误路线之下，政策越发激进，肃反运动、查田运动、扩红运动、滥发公债、强收谷米同时展开，加上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两年之内便把苏区弄到资源枯竭、师老兵疲、财尽民困之境。特别是，1930年由赣西南党组织和红一方面军开端的肃反运动，以党政军群的精英为杀戮对象，元气大伤，而其理论依据则是一些党的高级领导一再公开著文标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