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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一说龚楚的回忆录(即在《我与红军》基础上扩写的《龚楚将军回忆录》)。 此书关于红军和根据地的历史，揭载颇详，涉及的领导人颇多，可作为红军和苏区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至于其可信度，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出版的《党史通讯》(1984年第11期)，杨尚昆曾在一次谈话中说：“有一个叫龚楚的，在井冈山时期就跟毛主席在一起，在中央苏区时是作战处长。此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被捕叛变，还带敌人去抓陈毅。后来，龚楚写了《我与红军》一书，在台湾、香港广为流传，书中写了他是怎样参加红军和在红军中做了些什么工作。建国后我看了这本书，曾问过陈老总，他说龚楚的历史就是那个样子，叛变前的那一段历史基本上是确实的。”当然，书中自我辩护的方面，读者是能自行分析的。 这本回忆录，还有一个“破记录”的地方——它是由两个叛徒写序的：张国焘的序和龚楚的自序。 张国焘在序言中称：包括他和龚楚在内的当年 “参加中共的青年，实质上并非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既无研究，更无所谓信仰：他们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实际，也是一知半解，那批青年几乎都是对于中国的积弱和腐败，怀抱着痛心疾首的心情，他们心目中所憧憬的，是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之中国。中国一直被专制政权统治着，政治腐败极了，古老的文化又是脆弱的和空虚的，外侮纷至，国亡无日。民国以后，此种情况，并未改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动，无论在理论上行动上，已??具有急进的特色，然而孙中山先生穷毕生之力，仍未能撼动专制统治的根本;这就使中国那一代的青年更加偏激了”。于是，张国焘感慨道：“我们读了龚楚先生这本书，就可以了解和同情当时青年这一不平凡的经历。面对中国半世纪来的这许多演变，也将发生无限的感慨。”这真是惺惺相惜了。 龚楚在自序中称：“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五年的国内战争中，我是红军中一个流汗流血备尝艰苦的高级指挥员。我早年参加中共革命的目的是：改造不平等的、妨碍人类生存进步的旧社会，建立平等自由、人类和平共存的新社会。”显然，这是为他后来的叛变预设理由，即：革命本身发生了逆转，乌托邦走上了不归路，革命者又该怎么办?真乃：叫一声“革命”太沉重! 龚楚在回忆录里谈及朱德、陈毅，他说：“那时我们忙得要命，因为军中能作政治工作的只有朱德、陈毅和我三人，政治工作干部又十分缺乏，朱德虽很喜欢接近工农群众，而且是一个措词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他每与群众谈话，首先必问人家的家庭状况，人口及生活情形等等，接着就讲共产主义的理论，和一个工人或农民常谈一两个钟头而不倦。他身负军事重任，对于地方群众工作，确是无暇兼顾。至于陈毅，他是法国留学生，返国后即任江西永丰县长，缺乏群众工作??验，指导群众工作，仅说些原则性的问题，既不够深入，也不详尽。因此，一切群众运动的计划和指导，多由我负责。” 龚楚在香港写回忆录，横跨了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其间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呈多元。龚楚现身说法，似乎更增添了“过来人”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分量。彼时，在井冈山会师，龚楚初见毛泽东，“他的诚恳的谈吐，亲热的态度，深深地使我感动，因他是党的中央委员，有长远的斗争历史，经验丰富，我很激动地对他说：‘我们今后能够和毛同志在一起，有毛同志来领导，我们的责任就轻了。毛同志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今后的革命前途更有希望了。’喜悦洋溢在他的眉梢，含笑地对我说：‘好的，我们大家努力创造一个新局面!’”而不久之后，龚楚对毛泽东就有了戒心，这似乎也不是他一人之见，因为在此前后当地军政首领皆有此看法，如“接到陈毅的信，详述何挺颖告诉他有关毛泽东的近况，并郑重地说毛是工于心计的人，今后与他合作，要特别小心，切勿似对朱德那样坦白”;后来“杜修经对我说：红军前敌委员会的组织，中央拟以常务委员会集体领导，不设书记，目的是防止毛泽东操纵，现在又以毛泽东为书记，将来你们须要防止他操纵，否则的话，麻烦又多了”等。 龚楚说：“中国红军前敌委员会，自五月下旬军队分散以后，就没有开过会，一切决策均由毛泽东以红四军党委会、边区特委、地方县党委书记等联席会议的名义处理一切问题，实际上他此时已集大权于一身了。遇有军事问题，他只和朱德、陈毅谈谈，便由军部发布命令，他的独裁作风，从那时起已充分表露出来了。朱德在当时亦已看得很清楚，有一次军队转移，我和他见面，他对我说：毛泽东同志对我们总有点隔膜，凡事都不事前商量，等到立即行动时才通知我，使我连研究和考虑的时间都没有，现在各县送来的情报都先送过他，真是有点麻烦;本来他个人要独裁，我没问题，事情总要有点时间准备才成。” 彼时，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的关系已呈紧张态势，龚楚认为“朱、毛”发生龃龉，原因在于：“(一)毛凡事都自行决定，而且非常固执，处处都想控制朱德为他守住井冈山，使朱德不满。(二)(朱德)对毛泽东要以井冈山为中心，作波浪式的缓缓向外发展的计划，不感兴趣。(三)毛泽东常反对湖南省委及中央的指示，朱德不愿跟着毛泽东作抗命行为。”但龚楚也认为毛“除了他缺点的一面外，他的聪明才智实非常人可及，是有许多地方使人佩服的，比如：(一)他不是军人，但他提出红军作战时的战略战术观点是正确的(二)他有组织天才。” 由于是“三亲”史料，龚楚的上述回忆自然很有分量。毛泽东随后又与退入苏区的中共中央产生了很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