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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作为一个三十年代就参加中共地下党的老党员，刘一庸秘书自无条件选调到宋庆龄身边工作后，除了这一次拒绝写信外，从来没有违背过宋庆龄在工作上的任何要求与指示。坚强的党性与对党的忠诚，使她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两年中，事事处处小心谨慎，以党的利益为重。但是，众所周知，宋庆龄当时不是党员，所以在遇到原则问题上，是听党的还是听宋庆龄的呢?刘一庸经常会为此感到为难与困惑。例如有一次宋庆龄要送一双高跟鞋给刘一庸，却被刘一庸婉言谢绝了。以致宋庆龄很生气，认为刘一庸不听话。其实，刘一庸谢绝的理由很简单：我是中国共产党员，谁见过共产党员穿这种高跟皮鞋呢?再说，来宋庆龄身边工作时，国务院秘书办公室早已立下纪律：作为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绝对不能私下随便接受宋副主席馈赠的礼物。恪守党的纪律的刘一庸，怎么能把这些话都如实向宋庆龄汇报呢?!所以，后来宋庆龄又向刘一庸赠送过布料，也被刘一庸谢绝了。196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百年纪念日，隔夜，宋庆龄向刘一庸与黎沛华每人赠送一件新棉衣，黎沛华因不是共产党员，所以她和以往一样毫无顾忌地收下了;但当宋庆龄把这件足以抵挡北京那“立冬冻死老黄牛”的早寒的新棉衣递到刘一庸手中时，却又被她婉言谢绝了。为此，宋庆龄又不高兴了好久。
就连平时宋庆龄要求刘一庸她们陪同她一起散散步、打打康乐球、宴请来宾时坐在她身边陪客敬一杯等小事，刘一庸也都严格按照组织原则，及时单独用内线电话向国务院秘书办公室作了汇报，并在征得上级的同意后才决断与进行的。因为宋庆龄所出席的场合大都是公开的，这一切表面上看似小事，但实际上事关着国家的形象与声誉，事关妥当与否、得体与否!遗憾的是这一切，直到宋庆龄终老都没知道。国务院秘书办公室的领导们曾单独向刘一庸她们表示：你们所受的委屈，组织上都知道，也都理解。
“本来我要刘某某写信，不料她拒绝，我不得不自己写信了。”明眼人一看就知，这里的“刘某某”非别人，就是宋庆龄的文字秘书刘一庸，有关这段“拒写书信”而导致宋庆龄的“胃都气得痛了整整一天”的往事，更是因多种版本史料的渲染而富有“真实性”，从而使广大读者对晚年的宋庆龄充满了同情，对当事人“刘某某”的背信弃义或见异思迁的不义之举予以鄙夷与蔑视。
其实，有关刘一庸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下所受到的委屈，远在上海的李云也明白：刘一庸是共产党员，宋庆龄是党外民主人士;但刘一庸是宋庆龄亲自点名后再由党组织决定调动她身边去工作的。按规定，她的一切行动都得听从宋庆龄的指挥与调动。所以，在这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