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晚年：宋庆龄终老也未曾理解的误会是？

矛盾前面，刘一庸始终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为此，李云在后来与刘一庸单独通电话时，就悄悄地把宋庆龄向她告状的事透露给了刘一庸。在电话中，李云除了安慰刘一庸外，还鼓励她打消顾虑，放心工作，力争把工作做得更好，让宋庆龄满意。

　　国务院秘书办公室接到宋庆龄的亲笔信后，马上向上海市委作了反馈，在上海市委的直接关注下，市房地局对陕西北路369号宋家故宅进行了彻底大修。这可以从1966年12月29日吴之恒(1919—1997，时任中国福利会党支部书记，儿童工作研究室负责人，后任中国福利会副秘书长)致宋庆龄的就陕西北路369号房屋问题给予指示的信函中可见一斑：

　　“……在市人委和房地局的支持下，进行彻底大修，工程量较大。自七月份开始后，工程队工人同志积极性很高，修理工作做得较细，质量很好。估计1月底可以竣工。”又谓：“我们考虑到竣工后的房屋保养问题，最好有人居住。有人居住，以免群众对房屋修好后无人居住有意见;同时，也可以使房屋保持通风整洁，有利养护。我们的想法是，使用一部分房屋，楼下正房不用。耿丽淑同志曾提出过希望仍回原处居住，如果可以，再配上两家人数较少的人家住在一起，更好。这些想法是否可以，请给指示。”

　　从吴之恒这封信中不难可以看出，当时宋家故居确实遵从了宋庆龄的意愿，进行了大修，而且把居住在里面四五家人搬了出去。

　　面对汹涌而至的造反风波，宋庆龄从困惑到不解，从不解到担忧，又把担忧变成紧张与惊恐。尽管周恩来总理于8月30日亲自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并把宋庆龄列在第一位，但宋庆龄仍被大墙外昼夜不停的高音喇叭声与语录歌声扰得心神不宁，坐卧难安，忧心忡忡，尤其是院门外那对石狮子被红卫兵视为“四旧”而涂上红色的油漆后，她唯恐真有一天红卫兵会不顾一切突然冲进家里来，像8月份抄章士钊家那样，把她的后海北沿46号翻腾个天昏地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