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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七七卢沟桥事变经过,1937年7月7日爆发的卢沟桥事变,被看做是八年抗战的开端,然而对于1937年的中国来说,这却是一场迟到的事件。中国抗战史的源头应当追溯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关东军在柳条湖制造的爆炸翻开了中国东北十四年沦亡的第一页。关东军试图在苦心经营的“伪满洲国”和国民政府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奉命开始了“华北工作”。
1935年10月,“中国通”土肥原贤二亲赴北平,展开针对国民党29军军长宋哲元的工作。关东军司令部发布命令,最迟在11月中旬,对宋哲元工作必须取得进展,但土肥原的华北之路并非想象中那么顺利。与日本军政界有着微妙关系的殷汝耕在土肥原的鼓动下宣布自治,疲于周旋的宋哲元建立冀察政权,土肥原亲赴北平的努力换来两个政权,在可进逼南京,可退守满洲之间,“华北自治”满足了关东军的要求。
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北平,“每一个春天总要重新发现一次战争的阴霾的”。可是1937的春天,“一种稀有的平静空气”弥漫于中日之间。3月,日本组成了一个由实业家和银行家的经济使团来中国访问,还得到蒋介石接待,他们后来也做了一个非常乐观的报告。
不过,还是有人从这个平静得有些诡异的空气中嗅到了令人不安的气息。1937年5月,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JamesBertram)从华北出发到日本,临行前,那位后来曾担任蒋介石政治顾问的著名的中国通欧文·拉铁摩尔,有些忧心忡忡地对贝特兰说:“这太像1931年了,太平静了,平静得不能让我们放心,我们怕又要见到一个‘九一八’!”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大概也没有想到,两个月后,他的预言竟然成了现实。
秦德纯与胡适等人的会面也有饯行之意。6月中旬,胡适、傅斯年等人接到邀请,让他们7月中旬赶到庐山,参加“庐山谈话会”。邀请是蒋介石发出的。1937年5月27日,蒋介石、汪精卫等大批党政军要员上了庐山,商讨抗日之事。为了广泛听取意见,国民党决定,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名义,邀请各党派、各民主团体、各界名人前来庐山。按照会议安排,第一期谈话会以华北代表为主,所以胡适等人也在先期邀请名单里。
日军在丰台一带频频演习,华北局势将走向何处?所以秦德纯决定在胡适等人动身之前宴请这些文化界名流们,也借此探测一下南京中央的态度。当时有北平法商学院教授陈豹隐、《益世报》社论主笔兼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罗隆基等人。胡适后来回忆,他与罗隆基当时还因为一些看法不同产生争执。虽然天气酷热,但这些忧虑时局的学者们还是从下午一直讨论到夜色深沉。不过从这场饯行宴回来不到两小时,“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平汉线不通车,胡适由津浦路南下,到了南京,最终辗转到了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