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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前，各地厅局级、县处级、科级党政官员，由于其并没有配备专车的权利，此前使用的“专车”多是以“一般公务用车”名义购买，一旦取消，受影响将最大。
连续10年提公车改革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称：“每逢节假日，各地景区、高速公路上跑的公车比例不小。”
此外，公车维修缺乏监管，维修企业操作混乱，也是公车使用中的一个腐败黑洞。浙江省审计厅的审计报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部分用车单位非定点维修，送检车辆基本信息缺失严重，成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全国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之后，这些问题能不能全部得到解决？
全国推行难题
事实上，此次车改比作为范本的杭州车改力度更大。
“比预想的(力度)要大很多。比如杭州设置了180辆公务车的服务中心，但最后很少人租，这次改革直接跨过了这一步，就是说完全可以社会化了。”叶青表示。
不过，虽然《条例》已经出台，但各地还会根据条例内容及工作实际来制定具体细则。
“在我国，香港政府物流服务署是特别行政区的中央政府集中采购机构，也设有专门的公车租赁部门，为特别行政区各机构所需的公务用车提供租赁服务。因此公务用车‘改买为租’是可以借鉴的办法。”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谷辽海称。
不过，如果以租代买，以统一租赁公车代替购买车辆，这自然而然又牵扯了政府采购的乱象，以及选择租赁公司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权力寻租问题。
“公车改革近20年，至今成效甚微，主要原因就是公车改革的方案都是由坐公车的人制定，肯定会倾斜于自身利益。在执行过程中，也常常遭遇变形，最后演变成新的利益输送。”竹立家称。
为了减少改革阻力，此前的温州车改采取了差异化补偿，其中最高补贴额度创新高，达到3100元。“车补可以减少阻力，在现阶段是很重要的一项过渡政策。”叶青表示。
但竹立家认为，车补可能使特权腐败合理化。以温州车改为例，一个正处级干部每月车补3100元，但是温州的退休人员平均工资每月大约是2200元。这显然并不合理。
事实上，杭州车改中，原本不在改革范围内的厅级干部，此次也纳入取消公车的范围之内，温州也面临同样的情况。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温来成教授认为，如果全国统一推行，应该核定公务用车成本，防止补贴变成变相的福利。
“以我自己为例，我是副厅级，一个月的补贴是1200元，我觉得这个补贴是合适的。”叶青认为，“车改是大方向，必须改，改革后财政支出增加了，也是改革的阵痛，应该忍受，再过10年看，很多人对车改评价肯定会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