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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条件允许，游击队都坚持为文化人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戈宝权曾经回忆“尽管游击队的条件很困难，我们每天还可以吃到粗糙的白米饭，干炸小鱼或者虾酱之类的东西。部队也很关心我们，还常把煮好的‘番薯泡糖水’(红糖煮的番薯汤)，用水桶挑来送给我们吃。有时还烧好热水，要我们到部队旁的树林和河边去洗澡。”
而文化人们也习惯用乐观的态度来面对艰苦的生活，茅寮中的竹子床凹凸不平，很难入睡，茅盾却说“这是卧薪尝胆，对付日本侵略者，应该有这种革命精神。”
在深坑茅寮中的日子持续了十来天，文化人就被分批护送，前往东江的政治、经济中心惠州，但是此时的惠州，并不是一座对他们足够友好的城市。
惠州来了“罗老板”
1942年1月的一天，惠州(当时的惠阳县)出现了生面孔：两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他们大摇大摆地进出着城里最高级的旅店、酒家，摆足了谱。
传说这两个人一个是“香港昌业公司”的总经理“罗老板”，另一个是另外一个香港大商行的“少东家”，因为香港被日本人占了，才把生意搬到惠州的。
其实，他们的真实身份都是地下党员，“罗老板”是惠阳县委组织部长兼武装部长卢伟如，“少东家”是惠阳县梁华区区委书记陈永，他们来到惠州，是为了建一个秘密联络站来接应即将到来的文化人。
惠州市惠城区党史研究室主任肖毅告诉记者，广东省有一条名为“东江”的河流，这条河流经粤东包括深圳、东莞的多个地区，惠州是当时“东江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选择这里作为交通线的一环，出于几点考虑，一是这里靠海，水陆交通比较方便，坐船可以到达韶关、桂林；二是惠州的政治优势，当时这里有一支共产党领导的粤东地区武装力量，可以配合营救行动。
但是当时的惠州，并不是一个平静的城市，据史料记载，日军先后四次从大亚湾登陆，到惠州烧杀抢掠，1942年初，本来驻扎在惠州北面的国民党一八七师把军队开了进来。
对很多要从这里潜回大后方的文化人来说，这可不是好消息，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原本就是为躲避国民党顽固派迫害而避居香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