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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马上安排营救工作了，但是此时，连廖承志本人都很难离开香港了。
江水是当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的短枪队队长，在文化人营救行动中护送过一批文化人，他的儿子江山告诉记者，父亲曾经对他说，驻香港办事处的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人是公开活动的八路军干部，早上了日军的“黑名单”，是重点抓捕的对象，因为很多人都能认出他们来，所以，这几个人的处境比文化人更加危险。
身在九龙的尹林平在开战后失去了廖承志的消息，他找来交通员李建行，给了他一封密信，告诉他在香港的联系人的暗号和地址，下了死命令：“三天之内，把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带到九龙来。”
几经曲折，李建行偷渡到了香港，在铜锣湾避风塘一艘香港党组织租用的大驳船上找到了连贯，汇报了尹林平交代的任务，第二天清晨，沿着李建行来时探明的道路，廖承志、连贯、乔冠华避开了日军巡逻艇的日常路线，经海上到达九龙红磡，来到旺角的一栋楼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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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等候的尹林平见到三人，二话不说，便把他们拉上了二楼，拿出了一副麻将牌。已经十万火急了，谁有心思打麻将？其实，他们只是用麻将牌发出的“哗啦哗啦”的声音，去掩饰商量营救路线的行动的话语声。尹林平报告说，游击队已经派人开辟了两条秘密路线，一条是从青山道经过荃湾、元朗进入宝安游击区的陆上交通线，另一条是从九龙至西贡镇，经沙鱼涌进入惠阳游击区的水上交通线。后来实施的文化人转移，大体也可以分为陆上和海上两条线路，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又做了更加详细的区分。
廖承志等人决定，亲自按照营救路线走一遍，做个“前哨”。
现任“东江纵队纪念馆”研究策划部副主任的陈光新告诉记者，需要转移的人选择哪条路线，要参考几个因素，首先就是曝光率。当时设计了陆上线路，是因为日本占领香港后缺乏军粮，号称要疏散一百万的人口进内地，文化人可以混入这些难民中离开。但是这个方法绝对不适合廖承志等人，因为认识他们的人太多了，走海路的话，日军的岗哨能少些，而且出了什么紧急情况的话，往船底下一藏，也容易隐蔽。
会议还在进行中，一队日军例行检查，闯入门中。看到屋子里的几个人赌性正浓，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也就离开了。
第二天，在李建行的护送下，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乔装打扮出了旺角。抗日游击纵队前来接应的港九大队长黄冠芳后来回忆，当时他看到的三个人，一个是“穿着黑上衣，头戴鸭舌帽”的“胖子”，一个是“穿着中式棉袍”的“矮个子”，一个是“戴着眼镜、知识分子的模样”的“高个子”，在李建行的示意下，他知道，这几个就是需要他沿途保护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