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省港大营救：抢救茅盾、夏衍等800多名人

　　据他介绍，1941年在港文化人中的大部分都是三四十年代从重庆、桂林、上海等地来到香港的。他们中的部分人因揭露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而受到政治迫害，这才举家搬迁到当时处在英国治下的香港。

　　随着大批文化精英的到来，香港出现了一股蔚为大观的文化风潮：范长江办了《华商报》，邹韬奋、茅盾、夏衍编辑了《大众生活》，乔冠华、郑一声主持了“香港中国通讯社”……他们继续着抗日讨顽的舆论战。“皖南事变”后，柳亚子、何香凝等国民党元老联名发出致蒋介石和国民党中执委的公开信，邹韬奋、茅盾、范长江等九人发表了《我们对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他们的这些活动引起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因此，日军名为“邀请”，实为诱捕。

　　文化人们感觉到了生命威胁。战争爆发后，邹韬奋搬了六次家，茅盾夫妇的住处先是从坚尼地道的一个职员家变更至轩尼诗道的一所舞蹈学校，后来又从刚刚安顿下来的中环德辅道的大旅馆换到干诺道的小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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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文化人在东江游击区合影（前排右三为茅盾，三排右七为戈宝权）

　　不管住址怎么换，他们都很难离开香港：日本占领香港后，对外的水陆交通出口码头、火车站都被封锁了，香港实行了宵禁，天黑后挨家挨户上门检查，晚上的街道空无一人。

　　此时，近千文化人似乎只能在“孤岛”中坐以待毙。

　　廖承志香港“蒸发”

　　在“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的展示区，两沓纸静静地躺在玻璃罩中，旁边的说明为“周恩来的电报”。

　　黎金良介绍，在日寇刚刚占领香港的12月8日，这两份电报就相继发给了当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

　　当时在广东省存在着数支中共领导的游击队。活跃在香港周边的惠阳、东莞、宝安三支队伍在平时的侦察中看到日军的集结，作出了“日军有可能进攻香港”的判断，为了做好防御，时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后来的东江纵队)政委的尹林平特地前往香港，通过廖承志与港英政府接触。

　　现年90岁高龄的杨奇曾经是广东游击队的一员，参与过当年营救文化人的行动，他告诉记者，游击队有意和港英政府合作，共同保卫香港。双方谈判后达成了由港英政府为游击队提供枪支弹药的协议，但是直到日军突袭香港，说好的武器还没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