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省港大营救：抢救茅盾、夏衍等800多名人

　　当时的文化人都已经数易其居，虽然张友渔和他们素有交往，也很难联系上。他后来还记得，找胡绳时，好不容易打听到了地址，敲了半天门，出来开门的却是个不相识的女人，说了声“没这个人”就把门“啪”地关上了，他悻然走到了楼底，刚要离开，忽然，背后有人叫他。回头一看，正是胡绳。

　　当时文化人的小心谨慎，可见一斑。

　　胡绳带着他，在胡同里碰到了戈宝权，戈宝权提供了地址，他们找到了茅盾和叶以群，又在跑马地找到了于毅夫，在铜锣灯笼街找到了邹韬奋……文化人像珍珠一样层层串联，网络逐渐扩大，他们被分批安置到了多个临时联络点中。

　　其实，从周恩来到廖承志，都没有给出一个足够详细的文化人营救名单，最终获救的800多人，是在潘柱等人的寻找中，基于平时社会关系动态形成的，其中有从事文字工作的如茅盾、邹韬奋，有活跃在影视界的如蔡楚生、司徒慧敏，也有何香凝、柳亚子这样的抗日民主人士。

　　潘柱负责的文化人大部分都是要从陆上路线离开的，这段行程的第一步，就是从香港偷渡到九龙。

　　茅盾是第一批走出香港的文化人，他曾经写了一本名为《脱险杂记》的回忆录，详细记述了他们夫妇二人从香港偷渡到九龙的亲身经历：“(一九四二年一月)八日上午，和我们住在一起的Y君(叶以群)从街上回来，悄悄地告诉我们，明天可以过九龙去了。行李不能多带……当然也得改换服装，于是都买了一套黑布的短衫(香港人称之为唐装的)……”

　　之所以要做这样的“改头换面”，是为了能够混入被疏散的难民队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