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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莫言,借姑姑的创痛,暗示了一个时代与民族的隐痛。他也坦承当时自己放弃孩子,更多是出于个人前途考虑,现在年过半百,“感觉自己是有罪的,不应该那么做。”他说自己早期的写作大多“向外看”:“对罪恶的抨击多一些,更多想到的是外部强加的痛苦,想到自己怎么受社会的挤压和别人的伤害。慢慢就向内写了,写我内心深处的恶。”莫言把《蛙》定义为“直面灵魂”之作。“我从前讲过我的几个阶段:把好人当坏人写,然后是把坏人当好人写,最后是把自己当罪人写。”
《蛙》与一位日本人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就是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现年七十七岁的大江健三郎比莫言年长二十岁,非常欣赏莫言的写作,自2000年大江访华与莫言相识,两人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江健三郎中文作品的翻译许金龙说,自己以前每年到大江家拜访,“大江都会小心翼翼从楼上书房里,捧出珍藏的茅台酒,告诉我说:‘我现在不喝它,等到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我跟他共饮这瓶美酒。’”
2002年春节,大江健三郎再次来华,专程与莫言一起回老家过年。大江与莫言姑姑见了一面,对她的故事很感兴趣,后来在多次演讲中都提到姑姑。他鼓励莫言把姑姑的故事写出来。《蛙》分为五部分,分别以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五封信引出。有评论者认为“杉谷义人”就是隐喻大江健三郎。不过莫言否认了。但在十八年前,大江健三郎就开始预言莫言可以拿诺贝尔文学奖,并多次向诺奖评委会推荐莫言。莫言为西方读者所知,并最终荣获诺奖,和大江多年来的一贯支持也不无关系。